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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个多世纪前爆发的金门冲突已成为历史，但围绕该战役的众多谜题和疑虑仍深植于人们心中。国民党曾分阶段将三批战俘送回大陆，他们回归后的生活状况如何？那些被冠以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内奸”称号的人，最终又遭遇了怎样的处理？
众多英勇将士在登陆岛屿的征战中，约有四千余人壮烈牺牲于疆场，五千余人不幸被俘。在这批战俘中，有部分人自愿投效国民党军队，经过甄别筛选，其中千余人得以重返祖国的怀抱。
分三阶段逐步放行，1950年3月迎来了首次放行，涉及的主要是较低级别的人员。紧接着，同年7月18日，进行了规模最为庞大的第二次放行，共计529人参与其中。这些人从台北启程，乘坐火车抵达基隆，而后转乘船只，于7月22日抵达大陈岛。之后，他们乘坐登陆艇及小型船只被运送至头门山岛。
俘虏营派遣了两位肩负重任的同志。其中，一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的科长潘国杰，他的任务是返回大陆展开联络工作。这一消息传至驻扎在浙江临海县的21军，该军随即调遣了五艘机帆船前来迎接。首批归来的俘虏随后被安置在杭州古荡的7兵团政治部招待所，集中管理。
1950年12月11日，第三批共387名战俘离开战俘营，抵达台北后立即登上船只。然而，他们的目的地并非大陈，而是福建沿海地带。12日，他们抵达了马祖岛，并紧接着又抵达了白犬岛。13日，众人被分配到渔民的小船上，经过数小时的航行，他们陆续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地区登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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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分成员为28军所收容，而其余人则落入了巡逻民兵的掌握，随即被迅速押送至派出所和公安局。最终，所有被俘人员均被移交至位于福州的10兵团招待所。
这不过是首批归来的三位战俘而已，继后，战俘们陆续加入，最终，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成为那最后一位重返故乡的金门战俘。他于1956年1月，与南日岛的战俘们一同踏上了回归故土的路途。
九百余归俘归国后，陆续在杭州与福州两地设立了归俘培训班。紧接着，其中131名副连级及以上军官被调往南京，接受华东军区政治部的严格审查。与此同时，第二批的排级以下干部与战士在杭州接受了审查，而第三批的排级以下人员则转至福州接受审查。
伊始，我们需接受治疗与调养，静待一月之期过后，便将踏上学习之旅。此过程被细分为三个阶段，标志着艰难的回归生活之旅正式拉开序幕，其艰辛程度远胜于战场上的考验。遗憾的是，我国与美、英等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存在根本的分歧。在我国军队的观念中，战俘被视为叛徒，因此，所有战俘均需完成这三个学习阶段。
在第一阶段，我们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教育上，内容涵盖了时事熏陶、品格修养等多个层面。通过深入研读文件和报纸，参加各类报告会，以及针对台湾战俘所接受的政治教育进行的专题讲座，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战俘们辨别理论的真伪，从而提升他们的思想认识。
“气节”教育让战俘们心情激荡，他们聆听报告、观看影片，共同回顾了“钢铁战士”李大钊、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。在反思自身的过程中，多数人不禁感到羞愧。那些曾萦绕心头的委屈与期待上级救援的念头，此刻已被彻底抛诸脑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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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阶段堪称关键所在，亦是集训的核心议题，被冠以“启迪反省”之名。此阶段推崇“真诚直率、深刻反思、相互支持”的理念，通过将个人与小组反思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实践；在组织层面，进行全面审视、筛选资料、严格审查，进而形成结论。
每位成员必须详尽阐述，以确保流程的顺利进行。紧接着，我们将步入第三阶段；在此阶段，我们将根据各成员的陈述内容以及相互间的举报信息，着手进行定性分析。
人的天性，求生欲望与自私本性，在这一阶段毫无保留地显露无疑。无论是台湾的正面形象还是负面行为，人们均不遗余力地揭露他人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相互攻击，相互揭露，夸大事实，捕风捉影，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彰显自我，确保自身安全，从而规避死亡的阴影和牢狱的厄运。其中，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堪称一例。他原本不过是众多软弱之辈中的一员，但在此刻，他却成为了积极揭露的先锋。
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，假借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，对他人进行诬陷，其目的在于借此为自己洗脱嫌疑。这一行为间接导致了众多归队人员遭受不公的判决，甚至使得被誉为“最顽固分子”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，也遭受了五年监禁的严厉惩罚。
孙树亮未受到任何处罚，这一行径激起了众多归国人员的普遍愤慨，他们纷纷向有关部门举报孙树亮在台湾所展现出的怯懦表现。结果，孙树亮亦被判处五年监禁。案件梳理完成后，行动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。1951年7月21日，南京下关地区，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招待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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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片死寂，空气似乎凝固成坚实的冰块。大门口的走廊与会议室均由双岗严阵以待。归俘们屏息敛气，静默地端坐，心中无不明白，军法处的到来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正式拉开帷幕。院中停放着的多辆车辆，让人难以揣测，下一刻又将轮到哪位不幸者成为牺牲品。
片刻后，点名仪式宣告启动：徐惠良、于守全、张连升、汤秉辉、阎平阶、黄景新、李同顺……一串长长的名字依次被高声宣读。拘捕证上，那鲜红的大印显得格外显眼，彰显着华东军区军法处的神圣权威。被点到名者，逐一被戴上手铐，每两人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，一同被引领至庭院，并登上早已等候的车辆。
1951年6月，在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的后方刑场上，首次执行了枪决。253团3营的营长李子元与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解至此，现场戒备森严，两具棺木并排放置。据传，鉴于他们昔日对革命事业的贡献，组织特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葬事宜。
“停止抵抗，投降吧！”他率领身边仅剩的17名战士放下武器，缴出了轻、重机枪各一挺，以及十余支卡宾枪，连同作战命令、作战草图等物资一并交出。
彼时，3营的战士们之外，253团1连的副连长郭阿堂亦身陷其中。他与李子元共同作出了投降的选择。李子元，泰兴人士，自1940年参军以来，历经无数考验，从一名普通的战士逐步晋升为营长，赢得了同袍们的广泛赞誉。即便在战俘营中，他的表现亦颇受好评。然而，因在战场上选择降敌，他被视为不可宽恕的叛徒，终成为首批被处以枪决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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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深干部窦永礼，自年满37岁加入党组织并投身军旅生涯，历经八载抗战烽火，又历经三年国共内战的洗礼。他身经百战，六次负伤，荣膺三等残疾军功。他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，更被誉为生产模范的楷模。
战事终于告一段落，我们在海滨处静候敌军俘虏的到来。不久，我赶往古宁头与指挥官会合，然而环顾四周，却不见任何人影。就在我呼唤“刘团长”的名字时，一声枪响划破了周围的宁静。我立刻躲进了一间民宅。敌军紧随其后，猛地在门口拉动枪栓，发出刺耳的哗哗声。他们高声喊道：“看清楚了吧，还不快点儿出来投降！我们不会伤害你，国军历来对待俘虏都十分宽厚。”
老窦高举双臂，缓缓步出队列，显得顺从。在共军的眼中，他已被视为叛徒。抵达战俘营后，他竟然协助国军识别并监视干部，其罪行更是令人无法容忍。因此，他名列首批待决名单之列。
当傅作义在北平公开宣布效忠之际，其麾下的一名连连长心中却颇感不快。这位连长不仅精于驾驶，更擅长操控一架小型军用飞机，他毅然飞往了西安。彼时，西安已被西野所掌控。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对此感到新奇，不禁萌生了亲自体验飞行的念头，于是他邀请了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（一位才华横溢、精通多门外语的特殊人才）一同登上了这架飞机。
张连长，那位蓄着浓密络腮胡的雄壮身影，将战果运送至台湾，使两位高级战俘宛如天降神兵，与金门战俘共处一室。洪亮不幸在战俘营中命丧黄泉，潘某则与金门战俘们一同重获自由。这起事件由此演变成了众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，尽管它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，但这一切都确凿无疑，是真实发生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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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长若擅自率领队伍投降，按照常规应受极刑，但为何还要株连其他人员一同处决呢？
我们依次检视，第二批面临处决的人员共有四人，预定执行日期为1951年9月28日午后的一点。行刑地点依旧位于南京水西门外、江东门镇后方的那片刑场，警戒措施严密。四口棺材被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棺内安息的是徐惠良、张连升等三名来自金门的战俘，以及一位来自大胆岛的战俘——推测此人可能是率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。
徐惠良，身为29军军部的一名参谋，宁波鄞县出生的他自16岁那年便投身于新四军的怀抱。在金门战役中，他担纲29军司令部的参谋一职，以其智谋与才干广受赞誉。然而，登陆金门之后，对于未能亲身参与这次战斗，他心中充满了遗憾。连续两日，他徘徊于海岸线旁，不遗余力地寻求重返大陆的途径。
若我有幸回到故土，即使面临惩罚，那也比在金门岛上命归黄泉要好得多。因此，我找到了一位经验老道的船夫，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策略，恳切地请求他出海。船夫回应说：“白天有飞机和军舰横行，但夜间定能将你们安全送回。”
午后的三点钟，四周战友的身影已尽数消失，徐心心中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，他急忙赶至王剑秋身边。目睹战局愈发激烈，他再次快步跑向东方，与82师245团的一位年轻卫生员并肩胡乱开火。然而，随着枪声连续两响，枪械突然哑火，两人不禁又惊又怕，于是将手枪抛向大海，两人坐在礁石上，无言相对，目光交汇，无声的泪水悄然滑落。
徐言说道：“不如我们干脆主动投奔国民党，这样一来，他们或许就不会对我们有所不利。”说完，他立刻起身出发，那位小卫生员也默默地跟在他身后。徐某回来后，这样叙述道：“我和他一起向东逃亡，途中捡到一支步枪。我想，如果将这把枪交给敌人，他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曾经是国民党的俘虏，是被迫才加入了共产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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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行进途中，一位敌兵矗立在巍峨的岸堤之上，手持步枪，大声吆喝：“缴械投降！”我们纷纷举起帽子，以此表达我们愿意投降的意愿。然而，由于海岸线地势陡峭，我们只得沿着岸边曲折前行。路途中，我们瞥见一艘小舟，舟上跃下与我并肩作战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、张国弟以及五六个运输兵。
“停下！”我和卫生员立刻举起帽子，示意我们愿意投降，随后我们迅速将武器放在了一个隐蔽的凹坑中。那时，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，我们身处林厝西北的海滨地带。
徐领导率领着约十名同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诚，步入战俘营的那一刻，凭借着对各级干部的熟稔，他揭露了众多干部的秘密，因此逃不过一死的命运。即便在审讯人员面前，他极尽哀求，倾诉自己尚年轻，无论被判五年还是十年，只求保留生命，最终却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，命归黄泉。
他身为中共军部多年的参谋，却对党的基本政策一知半解，尽管宽以待人，能够宽恕敌方战俘，然而，对待自己的被俘人员，他却绝不姑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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